2018年8月14日，恩师圣观法师带领果实法师、果然居士、常彩居士等弟子在西安净土宗祖庭香积寺、华严宗祖庭华严寺参学后，再来到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慈恩宗）祖庭之一的西安兴教寺参学。
图为恩师圣观法师在窥基法师的舍利塔前绕塔。
右绕于塔，当愿众生：所行无逆，成一切智。
绕塔三匝，当愿众生：勤求佛道，心无懈歇。
恩师圣观法师在出家前的1999年1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历经艰辛完成自行车单骑万里行的壮举，恩师在出发前特意来到兴教寺玄奘法师的舍利塔前礼拜发愿。恩师回忆路途的困难险阻时说，确实一直仰仗玄奘法师，才坚持下来的。
恩师圣观法师出家后，正正是以玄奘法师为榜样，追求真理、舍生求法、为信仰而活！
“1300多年前，大唐长安出现了一位，一心西行求法，而不惜冒着被朝廷杀头、通缉的危险毅然偷渡出关去印度的玄奘法师。现在的中国西安，出现了一位一心坚定佛教信仰，不惜冒着各种危险而坚持说真话的圣观法师。”这是果实法师在2014年10月12日，对台湾弘誓学院，给恩师圣观法师举行祈福法会的一句感言。
当我们从史料上读到有关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归来时获得唐太宗李世民接见的盛大场面时，很难想象当年的玄奘法师是偷渡去的印度，因为实际上玄奘法师从626年就开始请求西行，当时已经是唐朝的李世民做皇帝了，但是总共申请了三次，等了一年都没有获得批准出关度牒。在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627年）秋，长安大灾，官府为应付霜灾造成的饥荒而允许百姓“随丰就食”，也即到有粮食的地区去找饭吃。玄奘就混在灾民的队伍中，走出长安，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丝绸之路，他要前往遥远的西方，寻求佛法。大漠雪山，他命悬一线，城堡森林，他九死一生，怀着坚定的信念，终于抵达心中的圣地印度。玄奘法师在十九年时间里，经历了一百一十个国家，跋涉五万多里路，在异国的土地上，被奉为先知，在佛陀的故乡，成为智慧的化身，就连他脚上的麻鞋也被信徒供为圣物。然而，他放弃了一切的荣耀，依然返回故土，在贞观十九年（645年）携回梵文佛经共520夹657部、佛像8尊和大量舍利。此时的玄奘法师还是一名被通缉了十几年的偷渡犯，所以在到大唐朝边境的时候，还特意写信给朝廷询问越境情况，在经过允许后，才回的长安，再赶去洛阳见李世民。一向标榜自己祖先是道教始祖老子，推崇道教的李世民，此后的20多天，都召见玄奘法师法师进殿商议，却不是为了佛法，而是意图扩张版图，逼迫玄奘法师还俗给他当军师，玄奘法师不从。李世民为了解西域地理历史的情况，就以支持玄奘法师译经作为条件来胁迫玄奘法师尽快著书，玄奘法师忍辱负重，回到长安并无法第一时间开展译经工作，而是尽快完成《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又称《西域记》，是由玄奘法师口述，辩机法师笔受编辑，成书于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十年（646年），为玄奘法师在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627年）至贞观十九年（645年）从长安（今西安）出发西行，十九年间游历印度、西域的见闻录，记述了玄奘法师所亲历110个和传闻得知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之概况，涵盖疆域、气候、山川、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对西域各国，各民族生活方式、建筑、婚姻、丧葬、沐浴与治疗疾病和音乐舞蹈方面的记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深度反映了西域的风土民俗，是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学、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李世民在读过《大唐西域记》后，非常赞叹，非常欢喜！在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九年（645年）至唐高宗李治麟德元年( 664)的近20年间，玄奘法师先后在长安的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及铜川的玉华宫4个地方设有译场。在贞观十九年（645年）五月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玄奘法师在弘福寺译经，共3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长安大慈恩寺建成，玄奘法师奉敕担任首任住持，移至大慈恩寺继续译经，至唐高宗李治显庆三年(658)六月，共10年。自显庆三年（658年）七月至显庆四年(659年)冬，玄奘法师在长安西明寺译经1年。显庆四年（659年）冬至麟德元年( 664)二月，玄奘法师晚年移至铜川玉华宫译经，共5年。玄奘法师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翻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然而，在1300多年后的今天，玄奘法师对佛教信仰的坚定，那种勇敢、大无畏的精神，却奇迹般地在恩师圣观法师身上重现！
恩师圣观法师引用妙境长老讲《心经》的开示，给我们讲述了一段有关玄奘法师和李世民的对话，让人不得不更加敬佩玄奘法师宽广的胸怀和无量的智慧，玄奘法师面对这个为夺皇位弑兄逼父的暴君——唐太宗李世民，也一样慈悲感化。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临终前那段时间，那会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一天，李世民看完玄奘法师翻译好的《瑜伽师地论》，非常感动，他问玄奘法师说：“我想要做一点功德，什么功德最大？我是皇帝，我可以做这样的功德。”玄奘法师回答他说：“众生寝惑，非慧莫启。慧芽抽殖，法为其资。法由人弘，即度僧为最。”（大正藏第五十册259页a栏）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都是在迷迷糊糊的生活，就像人睡觉，不懂道理，不是说愚痴人不懂，聪明人也是不懂，不懂得世界上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这个无明的境界，烦恼的境界，苦恼的境界，想要转变他，没有智慧是不能的，没有智慧是不能够转变这种境界的，不能改造这种境界的。你想要我们这些人开智慧，叫他生长智慧，像下一个种子，叫他生芽，从糊胡涂涂的身语意里面，开智慧芽，小小的叫他长一点智慧，怎么办法呢？一定要用佛法来帮助他，来熏习他，让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同佛法接触才行。但是这个佛法，虽然是他开智慧的一个因缘，可是佛法本身的经书不行的，它本身不能弘扬，要假藉人去弘扬它才行，去赞叹佛法，去开示佛法，才能令人有信心，才能明了的。若这样看呢，就是你要度化多少人，叫他出家当和尚，做法师，这个功德就是最大的功德。” 据《玄奘法师传》记载，李世民经玄奘法师此番开示后，满心欢喜，下令全国，每一个寺庙度五个出家人，其中弘福寺因作为玄奘法师当时译经的道场，特许度五十个出家人，这样全国度了很多出家人，一共度了一万八千五百个出家人。这相比当时要经过严格考试过关才可以出家来说，已经是相当兴盛了。
兴教寺供奉着玄奘法师及其弟子窥基法师和圆测法师的舍利塔，三塔成品字形耸立。这里让人对玄奘法师与其两位高足弟子充满了随喜和赞叹，生时师徒一起探讨学习佛法、翻译佛经，寂后同葬一处。然而，玄奘法师另一位高足——《大唐西域记》的撰文者辩机法师，却无缘陪葬。由于史料上对辩机法师的生平事迹几乎没有记载，一直到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四百年以后的北宋，欧阳修在《新唐书》里捏造了辩机法师因与高阳公主有染而被李世民发怒赐死，后司马光著述的《资治通鉴》也如此复制，还把“赐死”的方式具体到“腰斩”。此后各种文艺作品又以此为蓝本间接地谬传，导致辩机法师的形象彻底被毁。这真是让人太气愤了！今在此，必须给辩机法师平反！首先，成书于五代后晋出帝石重贵开运二年（945年），记录唐代历史，修撰时间离唐朝更近，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的《旧唐书》对此事并没有任何记载。而成书于北宋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在后，资料又更多是从民间野史小说那顺手拈来，极其不可靠。而一贯以排佛尊儒著称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两人主观臆断非常严重，公然在他们撰写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上表达其排佛的倾向性，连唐朝著名西行高僧玄奘法师也只字未提，却对三武一宗灭佛有详细记载，由此可知，有关辩机法师和高阳公主私通的内容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胡编乱造。事实上，唐朝对僧人很严苛，不允许僧人随便自行离开寺院。另，为了保护佛经，玄奘法师还特别要求加派护卫严守译经场，翻译到场内安保何其严格，国内多少信徒想见玄奘法师都不那么容易，就别说让人有机会潜入译经场内偷窃了！这说明，《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提到小偷潜入大慈恩寺辩机法师的禅房偷到高阳公主赠送给辩机法师的玉枕，纯粹是子虚乌有！何况，辩机法师在寺内、寺外都不可能和高阳公主单独见面，那就更加不存在私通。据《大唐西域记》卷末的《记赞》中叙述，辩机法师少怀高蹈之节，容貌俊秀英飒，气宇不凡，15岁时剃发出家，隶名坐落在长安城西南隅永阳坊的大总持寺，为著名法师道岳的弟子。后来道岳法师被任为普光寺寺主，辩机法师则改住位于长安城西北金城坊的会昌寺，十余年中潜心钻研佛学理论，至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法师回国在长安弘福寺首开译场之时，便以谙解大小乘论、为时辈所推的资格，被选入译场成为九名缀文大德之一，是时辩机法师的年龄约当26岁。同年，另一位被选入译场的缀文大德道宣法师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寂于唐高宗李治乾封二年（667年）十月三日，年七十二，僧腊五十二，後人因他长时期居终南山，并在山树立了他的律学范畴，即称他所传弘的”四分律“学为南山宗，并称他为南山律师。道宣法师从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年），依智首律师学律开始，到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九年（645年）被选入玄奘法师译经场二十四年间，一直撰写《四分律》及戒本。道宣法师又因早年即有志于僧传的著述，他以为慧皎《高僧传》中记载梁代的高僧过少，而需要作补辑的工作，于是经过相当时期的收集资料，写成《续高僧传》三十卷。内容从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502年）开始，到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九年(645年)止，一百四十四年的期间，共写正传三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六十人，即于贞观十九年完成。但在成书后二十年间，陆续有所增补，又成后集《续高僧传》十卷，书名见于他自己所著的《大唐内典录》第十卷和与他同时代道世法师著的《法苑珠林》第一百卷中。但是此十卷书后来即按科分别羼入初稿中，所以现行本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年）以后唐高宗李治的永徽、显庆、龙朔年号的事情很多，最迟到唐高宗李治麟德二年(665)为止(见卷二十二《昙光传》)。又玄奘法师圆寂于麟德元年，在《续高僧传卷四》也已提到，其中，“帝曰：‘自法师行后造弘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为翻译。所须人物吏力，并与玄龄商量，务令优给。’既承明命，返迹京师。遂召沙门慧明、灵润等，以为证义；沙门行友、玄赜等，以为缀辑；沙门智证、辩机等，以为录文；……其年五月，创开翻译。《大菩萨藏经》二十卷，余为执笔，并删缀词理，其经……微有余隙，又出《西域传》一十二卷，沙门辩机，亲受时事，连纰前后。兼出《佛地》、《六门神咒》等经，都合八十许卷。”即详细描述了玄奘法师译经场的环境以及译经的情况，明确记载了辩机法师参与译经负责缀文工作，并协助玄奘法师撰文《大唐西域记》十二卷。道宣法师出生时间比玄奘法师早了四年，圆寂于玄奘法师之后三年，而辩机法师是他们当中最年轻也是最早去世的，道宣法师在辩机法师圆寂后还在《续高僧传》里强调了辩机法师在玄奘法师译经场里的工作和贡献，就说明辩机法师一定也是持戒严明的大德，绝对不可能和高阳公主有任何苟且。因为，道宣法师“三衣皆一，食唯菽，行则杖策，坐不倚床”，其精持戒律已久负盛名，对律学如此严谨的道宣法师是绝对不允许自己在著作里歌颂不持戒的出家人的。而李世民派去监督玄奘法师译经的许敬宗为《瑜伽师地论》写了《瑜伽师地论后序》“三藏法师玄奘，敬执梵文译为唐语。弘福寺沙门玄谟，证梵语；大总持寺沙门玄应，正字……《摄决择分》，凡三十卷，大总持寺沙门辩机，受旨证文…臣许敬宗，奉诏监阅…僧徒并戒行圆深，道业贞固。”，呈交给李世民过目钦定，其中明确记载辩机法师参与译经负责证文工作，在其给李世民的奏折中盛赞“僧徒并戒行圆深，道业贞固，僧团清净”可以看出，许敬宗对包括辩机法师在内的译经僧团的戒行有十足的把握和肯定，才能这么写的，因为必须考虑到李世民当时和日后的想法。所以，辩机法师根本不可能和高阳公主有私情。再结合李世民玄奘法师回国一年后读过《大唐西域记》非常赞叹、他自己临终前一年读了《瑜伽师地论》后同样满心欢喜，并请教玄奘法师他作为皇帝如何做最大的功德，在听取了玄奘法师的开示“即度僧为最”后，下令稍稍增加了度僧的名额，这也算是自李唐灭隋抑佛以来对佛教僧人态度改善的表现。说明，李世民从《大唐西域记》到《瑜伽师地论后序》、《瑜伽师地论》，都清楚知道辩机法师参与译经，一直对译经僧团的表现非常满意，没有提出过异议。别说辩机法师和自己的公主女儿私通这么大的事情了，只要稍稍有不妥，辩机法师的名字也断断不能出现在他参与过翻译的佛经里并被李世民看到的。因此，辩机法师绝对不存在和高阳公主私通之事。而玄奘法师直到辩机法师死后都一直保留着辩机法师的禅房，并时常独自在内思念落泪，对自己这位同样全身心奉献于译经事业并与自己形影不离的爱徒了解至深了，能让玄奘法师如此惋惜，辩机法师的德行可见一斑！由此可以看出，辩机法师绝对不存在与高阳公主有染。显然，辩机法师是为李世民、许敬宗所赞叹、深得道宣法师和玄奘法师认可的大德！说明，辩机法师绝对没有和高阳公主私通。欧阳修和司马光是借用《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这样所谓的史书来污蔑辩机法师，从而达到诋毁佛教的目的。在此，为辩机法师平反，也缅怀赞叹年轻有为的高僧辩机法师！
到此，笔者还是想分析一下辩机法师的死因。唐朝自灭了虔诚信佛的杨坚杨广父子兴佛的隋朝后，开始扬道而抑佛，而玄奘法师正是偷渡去的印度，等到名扬西域和印度并取经回来后，李世民并没有因此而改信佛教，更没有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和扩张西域，多次诏令玄奘法师还俗入朝当官。玄奘法师是有坚定信仰的大德，当年连命都不要，也要偷渡西行取经，后放弃西域和印度的一切荣耀，历尽艰辛回国，就为给中土翻译佛经弘法利生，又怎么可能脱掉袈裟去给李世民当臣子呢？所以玄奘法师当然总是推辞不应，又不放弃上奏谏言宽待佛门，而本是没有信仰又是暴君的李世民自然闻之不悦了。李世民是在辩机法师之后去世的，他请教玄奘法师要做最大功德也是辩机法师去世之后的事了。由此看出，李世民和玄奘法师，王与僧之间，一直存在着一场权力与信仰之间的博弈，而辩机法师的死因，也许正是源于此吧。
在介绍兴教寺和兴教寺塔之前，仰仗1300多年前中华的民族脊梁玄奘法师，仰仗当今中华的民族脊梁恩师圣观法师，给唐代高僧辩机法师平反。心愿达成，畅快淋漓，法喜充满！
唐高宗李治麟德元年（664年），玄奘法师圆寂于玉华宫（今陕西铜川境内），安葬在长安东郊白鹿原上。白鹿原地势很高，在大唐皇宫大明宫的含元殿就可以看到。唐高宗李治非常敬重玄奘，在他去世后举朝致哀，不仅如此，据说他每每在含元殿远眺灵塔而落泪，为圣体安康着想，高宗的皇后武则天诏令将玄奘法师的遗骨于唐高宗李治总章二年（669年）迁葬到长安以南的少陵原，同时修建寺院，以示纪念，因塔建寺，称为“慈恩塔院”。唐中宗李显神龙元年（705年），又下令在两京，也就是长安和洛阳各建造一座佛光寺，追谥玄奘法师为“大遍觉法师”，玄奘塔因此称大遍觉塔。 后唐肃宗李亨来此游览为玄奘法师的舍利塔题写了塔额“兴教”二字，寓意大兴佛教，随之寺院亦称兴教寺。兴教寺是中国佛教八宗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慈恩宗）祖庭之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杜曲街道境内，西安城南约20公里处的少陵原畔，又称“大唐护国兴教寺”，唐代樊川八大寺（兴教寺、华严寺、兴国寺、牛头寺、法幢寺、禅经寺、洪福寺和观音寺）之首。历史上，护国兴教寺，曾被称为“慈恩塔院”、“兴教寺”。
兴教寺是唐代伟大的僧人、著名的翻译家、旅游家玄奘法师（660—664年）的遗骨迁葬地，建于唐高宗李治总章二年（669年）。在玄奘法师的舍利塔旁边分别是玄奘法师的弟子窥基法师和圆测法师的舍利塔。兴教寺最有价值的文物遗存就是著名的兴教寺塔。兴教寺塔是玄奘舍利塔、窥基舍利塔、圆测舍利塔三塔的合称。三塔位于兴教寺慈恩塔院内，中间最高的一座是建于唐高宗李治总章二年（669年）的玄奘舍利塔，左右各有较矮小的砖塔一座，西侧为始建于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682年），后重建于唐文宗李昂大和三年（829年）的玄奘法师弟子窥基舍利塔，东侧为造于宋徽宗赵佶政和五年（1115年）的玄奘法师弟子新罗王之孙圆测舍利塔，形式均与玄奘塔略同。玄奘舍利塔立于兴教寺塔院正中，塔背嵌有唐文宗李昂开成四年（830年）篆刻的《大遍觉法师塔铭》，亦称大遍觉塔。玄奘塔为砖造，总高21米，五层，平面方形，仿楼阁式。底层边长5.2米，每层檐下皆用砖做成简单的斗拱。斗拱上面，用斜角砌成“牙子”，其上再加叠层出檐。第一层塔身经过后代修缮，已是平素的砖墙，没有倚柱；而以上四层则用砖砌成八角柱的一半的倚柱，再在倚柱上隐起额枋、头拱。塔内有小方室供奉玄奘塑像。底层较高，以上各层依次收减。因是墓塔，所以除层外，其上四层概不能登临。玄奘法师舍利塔高七丈，共五层，底层拱洞内有玄奘法师塑像。中国砖塔之砌作木构形者，当以此为最古。窥基舍利塔始建于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682年），唐文宗李昂大和三年（829年）重建。坐北朝南，为方形三层楼阁式砖塔，高6.76米，底层边长2.4米。层间叠涩檐下施一排菱角牙子，塔顶平砖攒尖，置宝瓶式塔刹。底层龛室内有窥基法师泥塑像，北壁嵌有“大慈恩寺大法师基公塔铭并序”碣。二层南壁镶有“基师塔”砖铭。窥基法师是玄奘法师的大弟子，或称灵基，俗姓尉迟，字洪道，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因其著述常题名“基”或“大乘基”，所以《开元释教录》始作窥基法师。窥基法师生长于以武功受封的贵族家庭中，祖父尉迟懿是隋朝宁国公，父亲尉迟敬宗是唐朝开国公，伯父尉迟恭是唐朝名将，受封鄂国公，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法师东归长安，专注传译事业，并着意物色、培养传法的人才。偶然在路上遇窥基法师，见其眉目秀朗，举止大方，便有意度他为弟子。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十七岁时，窥基法师正式舍家受度为玄奘法师的弟子。先住弘福寺，同年十二月随玄奘法师迁入大慈恩寺。唐高宗李治永徽五年（654年），复有朝命度窥基法师为大僧，并应选学习五印语文。两年以后，应诏参与译经。从此，他一直跟着玄奘法师参加慈恩、西明、玉华等的译场，随从受业。唐高宗李治麟德元年（664年），玄奘法师在玉华宫译场逝世，译经事业中止。窥基法师重新回到大慈恩寺，专事撰述。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682年）十一月十三日，窥基法师在慈恩寺翻经院圆寂，年五十一岁。十二月四日葬于樊村北渠，靠近玄奘茔陇。后于唐文宗李昂大和三年（829年）七月启塔荼毗，迁入平原新塔，位于玄奘舍利塔的西侧。圆测舍利塔通高7.10米。底层龛室置圆测法师泥塑像，北壁嵌“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舍利塔铭并序”碣。二层有“测师塔”砖铭。圆测法师是新罗（朝鲜）王的孙子。随遣唐使来到长安，他精通梵语，熟悉汉文，后拜玄奘法师为师，是唯识宗的继承人之一。武则天当政时期，圆测法师颇受优待，每遇中外名僧论道，必邀圆测法师首位开讲。唐睿宗李旦垂拱年间（685年—688年），圆测法师受诏助中印度僧地婆诃罗译出经论十八部、三十四卷，武则天写序于各经之首。此时，新罗王数次上表，请圆测法师回国，弘扬佛法。但因武则天垂情惜才，婉言拒之，是以未能回国而留居大唐。武周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圆测法师再一次应诏助于阗僧实叉难陀译经。然译事未终，即卒于佛授记寺，时为武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七月二十二日，临终前，圆测法师嘱咐弟子将自己陪葬在师父玄奘法师的舍利塔旁。火化后弟子慈善分其遗骨，带回长安，葬于终南山丰德寺东岭上。宋徽宗赵佶政和五年（1115年），同州龙兴寺僧广越，又取丰德寺东岭上测师遗骨一份，葬于兴教寺玄奘舍利塔之东侧。
到了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年间，寺内除三塔外，全部建筑毁于兵火，几成废墟。直到民国十年（1921年）兴教寺外无围墙，内无殿宇僧舍，只有三塔耸立于少陵原畔。民国十一年（1922年）住持妙阔法师募修法堂五间，寺僧妙法法师监修东西僧房十间。民国十九年（1930年），关中大旱，民国时期关中大旱，当时的主持请求大将军朱子桥赈灾，朱子桥在关中开仓放粮，解救了大量的百姓，寺中的其他法师倡导"以工代赈"，这些善举感动了许多文人雅士。后来他们纷纷捐资捐物，重新对寺院进行了修葺。大唐护国兴教寺从古至今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来此朝拜，小住，题诗。蒋介石也来这里参拜过玄奘大师。朱子桥将军是居士，来到陕西赈灾时，前往少陵原畔兴教寺慈恩塔院朝礼玄奘法师、窥基法师和圆测法师的舍利塔，发愿要重修三塔。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戴季陶、居觉生来陕视察，大力倡修兴教寺，得到国民政府党政要员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等人的大方捐助，募修大殿、僧房十余间。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同为佛教护法大居士的朱子桥、康寄遥等人募资补修三塔并建塔亭三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程潜再次倡修兴教寺，“并电明中央冠护国二字于兴教寺，用示拥护国家振兴佛教之微意”，得到国民中央政府的同意，增建及修葺了塔亭、大殿五间、藏经楼五间、山门等，并修补了三塔。民国时期，兴教寺前后重修五次，佛教革新思想不断深入。在近代西安佛教复兴运动中，以太虚大师为旗帜，以妙阔法师、康寄遥为先锋和市级领导核心，以兴教寺为基地，以陕西文化名流和国民党部分政要为队伍，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佛教革新和僧伽教育运动。
感恩恩师圣观法师！顶礼恩师圣观法师！
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