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圣观法师以自己对佛教信仰的无限坚定与愿力，践行佛陀的教化，印证佛法的伟大。恩师圣观法师常常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段马胜比丘给舍利弗尊者说的佛陀开示因缘观的偈颂，来给大家开示因缘观。源于佛陀的千百亿化身，千年以来古德们的传承，其中对恩师圣观法师影响比较深远的有东晋慧远法师（著《沙门不敬王者论》）、唐玄奘法师、民国太虚大师等先贤善知识。
因缘就是太奇妙！如平行时空，革命和尚，近代有太虚大师！现代有圣观法师！
尽管相隔半个多世纪，太虚大师是真正给予恩师圣观法师佛教信仰信心的导师！让从小饱读诗书即勇于反抗专制独裁、少年时期受西方民主思想启蒙、成年后数十年来如一日地保持良知、说真话、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恩师圣观法师，与太虚大师自青年时期“受了中西新思想的熏习”（从温州籍华山法师处接触到谭嗣同《仁学》等新学思想），“建立了我改进佛教的思想”(太虚大师讲、演培法师记：《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海潮音》第21卷第11期，1940，第9页。)有着天然的高度契合！
恩师圣观法师出家初期，被各种佛教乱象打击得体无完肤。原本理应清净的佛教道场实则是会长方丈住持们做黑社会老大害人的私人领地，又因着会长方丈住持们出家人身份的特殊性，恰恰给他们当恶霸耍流氓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这种种佛教寺庙的乌烟瘴气，让当时刚受完具足戒（2002年12月2日于黄梅五祖寺上本下焕老和尚座下圆具）的恩师圣观法看清了佛教寺庙的真实情况，也验证了恩师圣观法师一直以来对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历史和教理的怀疑。当恩师圣观法师走出戒场来到武昌宝通寺，即太虚大师改革佛教的根本道场——武昌佛学院（新址），了解到武昌佛学院创办人及院长太虚大师（1890-1947），不仅被称作民国时期四大高僧之一，还是“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首倡者、中国近现代佛教改革的开拓者、中国佛教世界化的推动者。这成为了恩师圣观法师修行路上的转大转折点，也是真正寻找到佛教信仰的开始！由此，恩师圣观法师真正奠定了佛教信仰的信心！
恩师圣观法师弘法以太虚大师提出的人生佛教为宗旨：仰止为佛陀，完善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以太虚大师所说：“我今学修菩萨行，我今应证菩萨名；愿皆称我为菩萨，比丘不是佛未成。” 恩师圣观法师最终让自己在2006年后开始成为云游乞食的比丘僧，恩师圣观法师以自己对佛教信仰的无限坚定与愿力，践行佛陀的教化，印证佛法的伟大。
佛教自传入中国经历了千年的汉化与多次灭佛（三武一宗）重大灾难，在不断的民众化、世俗化，度众的佛教变成了度亡的佛教，启智的佛教变成了祈求的佛教。经忏佛事成为寺院的象征，超荐亡灵变成僧人的标志。
1909年，太虚大师还曾一度就学于杨仁山居士1908年在南京创办的一所现代佛学教育机构——祇洹精舍，希望受训成为精通佛学，又能“以英文贯通华梵”的国际弘法人才。青年大师思想的形成，离不开近代西学的影响，而大师之佛学体系逐步成熟后，又积极寻求向全世界弘传，试图将佛教文化的影响扩大到全球各个文明。
针对中国佛教违背正法的现象，太虚大师旗帜鲜明地提出“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概念。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太虚大师赶往南京,觐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受到孙中山先生褒勉。他向总统秘书面陈佛教改革的构想,提出了举办新式僧教育培植僧才的建议。他提出“教理、教制、教产”要进行三大革命。反对传统的重“鬼”重“死”的“死人佛教”,改为重“人”重“生”的“活人佛教”,即以与生活相结合的“人间佛教”,社会各界为之瞩目。
太虚大师曾经说：“人间佛教”不是让人离开人类生活，去做神、做鬼的教派，更不是让人出家后，到寺院、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做和尚的教派，而是以佛法来改良社会，引导人类文明更加进步，把世界关系、人际关系改善的佛教。佛是人生的觉悟者，“佛菩萨不是鬼神，普通人信佛、菩萨，认为是同鬼神一样的，这是大大错误的。”觉悟的人生就是要去奉献社会，实现“人间净土”。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本质上说是“人本佛教”，所驳斥的是“死本佛教”“鬼本佛教”。他强调佛教应多侧重“现生”的问题，引导人们研究宇宙真相，以正法指导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教理革命”的核心思想是：革除以往佛教专为帝王做鬼神祸福的工具，以大乘精神和“五戒、十善”为人生基本道德的善行，去改善社会关系，促进人类互敬、互爱、互助。注重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导人类发展进步。“教制革命”的核心思想是：改革“僧伽”制度，太虚大师十分反对“家族制度”形式的寺院传法和住持制度，他主张将“传承制”改为“选贤制”，他主张寺院的“住持”要从佛学院中选拔优秀大学生来实现。“教产革命”的核心思想是：要让佛教寺庙财产成为僧众的共有财产，寺庙财产不能为少数人所私有，还要用这些共有财产供养大德长老，培养青少年僧才，兴办佛家教育、公益事业。太虚大师，不仅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更是一位脚踏实地的行动者。太虚大师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平柏林教理院等。
太虚大师在经历民国初年改革失败后意识到，混乱的时局以及教内长期养成的“流弊旧习”造成了巨大阻力，在国内推行佛教改革可谓举步维艰。鉴于时人推崇西学的心理，大师一度期待先改变西洋学者思想，再以之转移中国人心：“中国人心之转移系乎欧化，欲构成正信佛法之新社会，当将佛法传播为国际文化，先从变易西洋学者之思想为入手，因着人生观的科学及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以见其意。”(注：太虚：《太虚告徒众书》，《海潮音》第8卷第11-12合刊，1928，第2页。）太虚大师希望通过这种曲线救教策略，缓解守旧势力对于佛教改革的阻力，以实现国内佛教的复兴。由此，亦可理解大师日后弘法欧美以及积极与西洋学者会晤交流的良苦用心。1924年7月13日到15日，首届世界佛教联合会在庐山顺利召开。在预备会上，太虚大师提出了“世佛会”三步发展的构想：“世界佛教联合会目的是将来联合世界各佛教国，此为本会第三步；第一首先将中华佛教团联合起来成立中华佛教联合会；第二则发起东亚佛教联合会。”（注：《世界佛教联合会开会纪事》，《海潮音》第5卷第8期，1924，“事纪”第6页。)
太虚大师反战反侵略抗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太虚大师当即由庐山发出《告全国佛教徒书》通电，号召全国佛教徒抗日救亡共赴国难，展开反侵略抗日行动，组织“僧伽救护队”奔赴抗日前线。
太虚大师曾参与黄花岗起义，由此被称为“革命和尚”。
1908年在一次法事中，太虚大师同样对书画诗文有共同爱好的与栖云法师结缘，两人一见如故。1910年初，太虚大师受栖云法师邀请南下广州组织佛教协会，起初太虚大师对栖云法师是同盟会成员的身份毫不知情，当到达广州的当日，广州的同盟会员及信众上千人在广州华林寺集会欢迎两位法师莅临广州。同年秋，太虚大师被邀请担任白云山双溪古寺的住持，此后，双溪古寺也变成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之地，据说当时逢初一十五，不用另行通知，而太虚大师必以斋菜款待。人们还经常见到太虚和尚穿着破衲，披着斗篷与革命党人一起高谈阔论。但见太虚大师时而低声细语，时而慷慨陈词，久而久之在革命党人中，人人都称太虚和尚做革命和尚。由于当时双溪古寺深处偏僻的城外白云山中，而且上山之道都是些僻静难行的山径，所以双溪古寺这个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一直都没有被清政府当局察觉。1911年辛亥年3月29日，爆发了“三·二九”广州起义。当时起义很快就被清军镇压下去，潘达微冒死义葬了起义中的七十二名烈士，烈士中不少是生前经常到双溪古寺活动的革命党人。太虚大师闻讯后悲愤之余写下一首诗，名叫《吊黄花岗》。太虚大师的这首诗流传出山后，广州香港甚至上海的一些报纸以“阿弥陀佛的革命”为标题纷纷转载。“三·二九”起义失败之后，清当局大肆抓人封屋，栖云法师也不幸被捕，在栖云法师的住处，清军搜出太虚大师写的《吊黄花岗》诗稿，加上报纸高调宣传太虚大师是“阿弥陀佛的革命”，当局认定太虚大师有革命党之嫌，于是派兵上白云山双溪古寺捉拿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在友人的帮助下已逃离双溪古寺躲过了清军追捕，但清军并未就此罢休，太虚大师一时间成了朝廷四处张贴布告的通缉犯，所幸，太虚大师得益于友人保护家中，待风声稍缓再匆匆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因缘太奇妙！如平行时空，革命和尚，近代有太虚大师！现代有圣观法师！
图一：2024年6月16月恩师圣观法师参访缙云寺瞻仰太虚大师塔在太虚大师铜像前留影；
图二至四：2018年8月2日，恩师圣观法师在广州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在纪功坊前留影，可见身后的自由女神像矗立在纪功坊顶端，塑像的脚下是72块巨石，象征着为革命而牺牲的72名烈士。
感恩恩师圣观法师！顶礼恩师圣观法师！
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