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7日，恩师圣观法师在温州喜来登道场弘法期间，在常顺居士、叶居士等信众护持下，来到永嘉县枫林镇参观徐定超纪念馆。
徐定超纪念馆于2015年由楠溪江旅游管委会出资修缮，纪念馆的展览分四个专题：枫林追远，京畿试剑、杭城光复、温州都督，试图全面认识，立体还原两千后“两瓯王”，近代以“文章道德勋业著者，三孙、二黄外，厥惟吾师楠溪班候宗先生”。共设有四个展厅，根据徐定超一生中最为重要四个时期展示：1845年至1879年，讲述徐定超出生、娶妻生子、入职官场；1880年至1909年，京畿试剑，讲述徐定超在北京20年，以“监察御史”名垂千史；1909年至1911年，讲述徐定超在杭州，平息浙师风潮、与光复人士来往；1911年至1918年，讲述徐定超担任温州都督故事，直至其在吴淞江口被一艘英国轮船撞沉遇难。徐定超不论在位或主动辞官后，医馆教习、主持教育、造就人才、爱国保路、创办医院、海洋安全、致书编纂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是一位与时俱进，政治家、教育家、医学家，他为国为民创下诸多功绩。他为官清正、廉洁、慷慨、勤俭、谨慎，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临危受命，功成即退，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德高望重辛亥革命老前辈。他的老师黄体芳（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赞赏他“性慷爽，意所可否，质言无回”。徐定超遗著有《徐侍御遗稿》、《伤寒论讲义》、《灵枢素问讲义》等。最能体现其学术思想成就，则以《更定官制办法十条折》、《中西医派不同宜分办学堂折》等位代表作，主要表现在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推进，以及近代中西医改革理论方面的超前探索，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御史祠原为徐定超的爷爷居住地，后迁居于枫林圣旨门街。御史祠始建于民国24年（1935），枫林徐氏族人为纪念京畿道监察御史徐定超造福桑梓的高风亮节，建御史祠以资纪念。御史祠坐北朝南，由围墙封闭成院落，占地两亩余。主体建筑五间两层，附属一间三层，形如清朝官帽，平面成横长方形，立面成“纱帽冠”形。整体建筑承袭了明、清地域祠堂、民居类传统做法，是民国时期较典型的中西合璧之建筑，祠前环水如腰带。 御史祠周围环境舒适，一年四季花草如春，翠竹葱茏。 祠前有大总统黎元洪书“特德永嘉徐班侯先生纪念碑”，马一浮“上古天真”和蒋介石“风节凛然”匾，祠内有左宗棠、于右任、蔡元培、马叙伦、鲁迅、周作人、沈曾植等近代名人题写的匾额与对联。教育家蔡元培撰写的“御史楼台高百尺，谏官祠宇壮千秋”联，现镌于枫林徐定超纪念馆门台，以篆体重书，但不知为何将上联的“御史”改为“含（念）祖”。
非常感恩恩师圣观法师！感恩恩师圣观法师引领我们认识到“永嘉先生”徐定超大菩萨！徐定超（1845-1918），字班侯，永嘉县枫林人，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中举人，九年(1883)中进士，清末京畿道监察御史、温州军政分府都督，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支持维新思想，政治上深受“戊戌变法”影响，1910年六十五岁经时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陈叔通（字敬第）介绍加入光复会。在戊戌变法前，徐定超就已认识到“社会积弊太深”，主张解放思想，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他深刻认识到，只有教育才能开启民智，培养新一代具有现代意识和能力的人才，从而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因此，他积极倡导兴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和教育理念，为浙南地区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百日维新中，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受到顽固派的指责时，徐定超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为维新改革辩护。他把维新改革比作以周代殷的历史必然进程，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对于变法失败以及谭嗣同等“六君子”和秋瑾的牺牲，他深表痛惜，并更加坚定了自己推动社会改革的决心。他被誉为近代史上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人物，具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和清正廉洁的高尚风范。
不得不提的是，在庚子五大臣惨遭慈禧下令杀害后、慈禧仓皇出逃西安，徐定超在京城危难之际保护百姓。庚子五大臣是指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因反对清廷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而被处死的五位官员，包括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在载漪等顽固派怂恿下，意图“抚拳灭洋”。五大臣在御前会议上坚决反对，指出盲目开战的风险，但奏章均被搁置。 许景澄曾拉住光绪帝衣襟痛哭谏阻，反遭慈禧斥责；袁昶连上三疏未果，7月28日，二人因反对慈禧利用义和团烧教堂、攻使馆而被斩杀于菜市口，徐用仪、立山、联元随后被杀。徐定超亲赴刑场哭奠收殓，并派三子象先护送许景澄家属离京。徐定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督学期间，杭州西湖孤山建立的“三忠祠”，就是祭祀“庚子五大臣”中的三位浙人许景澄、袁昶和徐用仪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列强在《辛丑条约》中要求为五大臣平反，清廷被迫恢复其官职并追谥（如袁昶谥“忠节”）。五大臣在狂热的排外浪潮中保持理性，以性命为代价警示战争后果，其预见性在战败后得到印证。这一事件被称为“晚清最特别的冤案”，因平反竟由洋人主导而更具悲剧性。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皇帝、太后慌忙出逃西安，朝臣作鸟兽散。当时，徐定超任辛科顺天乡试内收掌官，对他来讲，维持京城社会治安、保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完全是分外事。但面对生灵涂炭，京城一片混乱，老百姓在痛苦中煎熬，留在京城的徐定超心急如焚、痛心疾首。担心百姓继续遭受蹂躏，徐定超牵头商办巡防事宜，组织人员昼夜巡逻（被称“近代警察之滥觞”），他冒着生命危险，上街昼夜巡逻……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京城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徐定超任朝官多年，徐定超对清廷严重腐败深深失望，打算自学掌握医术，候退任后做些对社会有益的实事而不负平生。有兴趣，有悟性，有毅力，有博览医学群书的条件，徐定超很快便走进中医大门，以仁心妙手开方治病，肩负起“卫生命，起沉疴”的使命，在芸芸名中医中脱颖而出，在京城声名鹊起。因为德技双馨，徐定超被推举为神州医药会会长。目睹找他看病的患者蜂拥而至，广大城镇乡村普遍缺医少药，中国医学教育一片空白，徐定超强烈希望中国能创办医学堂以培养大量医学生。1898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参与创办者大都是朝廷高官，徐定超也参与创办。1899年，清廷决定创办京师大学堂医学馆的消息让徐定超喜不自禁，因为这正是他多年的愿望。经知人善任的黄绍箕推荐，徐定超被管学大臣孙家鼐聘为医学馆总教习（即校长）。次年，义和团运动暴发。接着，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遭此巨变，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两年。1903年医学馆复办，徐定超再次出任总教习。京师大学堂医学馆乃中国首创医学教育机构。徐定超既有朝廷命官本职工作，又兼医学馆教习。在医学馆，既有管理性工作，又当教员，还司诊看病，其担子之重，压力之大，操劳之多，可想而知。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呕心沥血、荜路蓝缕，在弃政从医后，1906年写下传世著作《伤寒论讲义》，1903年至1906年，培养了慈禧太后的御医袁鹤侪与誉满京城的名医张廷耀，还有积极拥护并参加革命的浙南名医胡卜熊等中国第一批优秀医学人才。
同治五年（1866），22岁的徐定超尊父命从孙衣言游，求学于杭州紫阳书院，与其子孙诒让成同窗好友。孙衣言的弟弟孙锵鸣有两个著名的学生，东瓯三先生中的宋恕、陈黼宸，与徐定超都是好友。在求学年代，受恩师孙衣言影响，徐定超便怀有振兴家乡文风的抱负。1869年，徐定超在为父守丧期间，在东山书院讲学，弟子数百人，引温州府文风大振；1908年，徐定超用自己的俸薪积蓄创办楠溪高等小学，亲撰建校碑记，阐述教育强国思想；身在京城，心系桑梓，他出资支持表弟创办温州实业织锦学堂与永嘉贫民习艺所，倡论设立温处学务分处，创办东山图书馆，创办旅京浙学堂（浙江公学）并兼任监督（校长），培养了大批浙江籍人才。徐定超在京城任高官、在省城掌教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期间，资助、培养、提携永嘉（含枫林）亲戚与乡亲胡卜熊、胡惠民、胡公冕、郑恻尘、金省真、谢文锦、胡识因、谢雪轩、徐挽澜等人，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之后，这些晚辈们在徐定超拥护革新、拥护辛亥革命、坚定参加革命党的影响下，纷纷参加革命，成为浙南党团组织和红十三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成为浙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文史工作者称之为“楠溪书生革命现象”。作为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1909年，徐定超临危受命，出任学潮屡起、教师星散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浙一师”的前身）监督（校长）。他胆识过人，起用朝廷通缉犯经亨颐为教务长。所聘教员皆为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的教师，如周树人、张宗祥、马叙伦、夏丏尊、沈尹默、胡公冕等，为“浙一师”走向辉煌、为浙江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下雄厚基础。
徐定超在前清都察院御史任上尽监察职责，先后任山东、陕西，湖北、河南道监察御史、京畿道掌印御史等职，铁骨铮铮，是杰出的谏官，曾向清廷疏陈时政得失利数十条，敢于也善于去多次弹劾清廷亲贵权奸和贪官污吏，致使十来顶“花翎”落地，而成为名垂千秋的一代谏官。1905年，浙江保路权拒外款事件一波三折，浙路总理汤寿潜乞援于在京浙籍人士。当举朝无人敢引火烧身时，徐定超大义凛然挺身而出，连奏两折，并联名21名官员具疏上书，揭露袁世凯、盛宣怀的卖国行径，得到全国各地响应，助推了长达6年波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保路维权运动，并取得最后胜利。1911年，徐定超卸下朝廷高官之重任，回浙江生活。身为神州医药会会长，目睹浙江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医院，目睹广大城乡缺医少药现状，他不辞劳苦，奔走呼号，一一呈请，亲自解决办院经费、医院建筑问题，一手创办浙江第一所官立近代医院“浙江病院”（其院址上今建有浙江医科大学），为浙江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辛亥革命胜利后，徐定超面临新旧历史交替的严峻考验。他清醒地意识到“国家改革，殷周当天”，积极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他担任了宗旨是“以研究政治、教育、实业诸大端”的浙江国民尚武会会长，以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志士的政治眼光预见历史走向，参与策划杭州光复。他坚辞不赴浙江军政府都督之职，极力推定汤寿潜担任浙江军政府都督，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和深明大义。
1911年11月，徐定超临危受命担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国民党温州支部长、旧温属护商警察局长，通过和平易帜实现光复，徐定超听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的急切呼唤，在政权交接、社会混乱不堪的局势中临危受命，故有陈怀《与温州军政分府徐班侯先生书》中言：“众议以公为一郡之望……为瓯军政分府，云霓之望，天拯其旱。”他迅速从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制止了社会紊乱局面，巩固了革命成果，减轻了群众的疾苦。他的这些举措使永嘉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满清文化和封建文化受到冲击，共和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各地纷纷推选众议员、参议员和省议员以及议长，讨论决定地方重大事宜。1912年，创办永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今广场路小学），推荐学生陈应如任校长。同年又创私立东瓯法政学堂，自任校长，学生有梅良卿（梅思平父）、梅冷生等。
徐定超的廉洁奉公无私慷慨真的太让人感动！任温州都督兼任永嘉县令两年时间，徐定超与在温州军政分府任职的两个儿子与侄子，不但没有领取一分钱薪酬，而且调查、剿匪等一切公务活动均是自掏腰包。对徐定超所做的无私奉献，温州百姓敬仰至极，尊称他为百姓“生佛”。当时有人对徐定超说:“您年事已高，何苦如此东奔西跑?”他作《咏老翁》诗“江上波涛海上风，问君何事去匆匆。旁人不识饥驱苦，矍铄仍然说老翁”以回复。
1918年1月8日，身为浙江通志局总提调（总编）的徐定超与夫人胡德淑自沪返里，所乘坐的普济轮在吴淞江口与新丰轮相撞。当时船上秩序大乱，许多人争先恐后抢上救生艇，许多妇女与儿童抱头痛哭。船长再三请求徐班老与家人上救生艇，但徐定超坚决谢绝。他淡定从容维持船上秩序，指挥妇女儿童优先上救生艇……徐定超与夫人胡德淑及随从5人不幸遇难。在生死抉择的关头，徐定超展现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原来是类似泰坦尼克号的海难，和梅西百货联合创始人之一的伊西·施特劳斯和罗莎莉·施特劳斯夫妇一样，徐定超和夫人胡德椒都是本来可以优先上救生艇，却把逃生机会让给他人。据说徐定超最后是念着“阿弥陀佛”佛号往生的，可见，徐定超是虔诚坚定的佛教徒！
徐定超出生于苦难深重的中国，毕生全方位奉献政治、医学、教育、革命，一直自掏腰包奉献公职，徐定超是真的大菩萨！徐定超的后人传承其“重正义，爱国家，以艺术济世，办教育兴国。临危受命，爱乡尤胜爱家，拨乱返安，建设嘉惠桑梓。”遗训，徐定超之孙徐贤修是著名的应用数学家、教育家，曾孙徐遐生是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担任过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徐贤修、徐霞生被誉为徐氏父子科学双星。
图一：恩师圣观法师在温州永嘉枫林徐定超纪念馆大门台村的大门台前留影；步入大门台村的念祖桥，映入你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大门台。右拐100余米，便是徐定超御史祠。
图二至四：恩师圣观法师在温州永嘉枫林徐定超纪念馆大门台村的大门台前和常顺居士、老居士、叶居士等信众合影。
感恩恩师圣观法师！顶礼恩师圣观法师！
阿弥陀佛！
